【作者简介】
杨令飞，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及西方文化。著作有《自由主义与法国后现代文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 等专著5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人文社科项目多项。
本文原载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从文学社会学层面来看，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是某些社会学议题在文学中的具象表达。她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文学创作，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写作题材；在勾画一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女孩成功实现人生改变和社会升迁轨迹的同时，以接近客观主义的写作手法展示平民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的精神对立与互动。埃尔诺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整整一代人的回忆，由己及人地在创作中始终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社会学观照，反映社会矛盾和时代的变迁。作者以文学活动介入和干预政治与社会生活，由此彰显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创作出一种介于 “文学、 社会学和历史之间” 的文本。
关键词：安妮·埃尔诺；社会学；精神对立与互动；挚爱和观照；自由平等观
引言
2022年10月，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1940- ）因 “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 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近20年来，西方学界陆续可见一些关于安妮·埃尔诺的研究成果。如法国学者贝尔唐-季宁思（Chantal Bertrand-Jennings）发表的系列论文，其中涉及埃尔诺作品对社会学意义的具象呈现；法国学者弗朗西娜·贝斯特（Francine Best，2014：108）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埃尔诺的文本以个人经历为基础，从群体视角反映了时代的演变，剖析了隐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机制，写出了战后整整一代法国人的回忆，堪称 “社会的自传”。中国学界有学者研究了埃尔诺写作中的平民视角以及建立在社会学、心理学分析之上的细腻笔触；有学者以埃尔诺的具体作品为例，指出其书写既是回归的手段，又是 “游离” 的表现；还有学者从主题分析、写作方法和文本样式等方面系统论证埃尔诺如何将 “自我的” 传记升华为 “社会的” 传记，对埃尔诺作品的社会学意义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然而，中外大多数研究在关涉埃尔诺作品社会学意义这一话题上未能尽意。事实上，从古至今的文学创作和接受过程都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都受一定社会关系的制约（冉东平，2021)，都浸润着社会思潮，反映着社会风貌，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社会问题。埃尔诺作品的价值之一，在于以接近于客观主义的写作手法展示人间万象，凸显文学文本的认识和批判功能，同时注入对弱势群体的挚爱与观照，彰显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从文学社会学的层面看，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清晰展现了平民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的精神对立与互动。作者（同时也是作品的主人公和叙述者）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或无人称叙述视角，以拼接呈现的图景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于作品之中，跨越阶层叙事，体现出 “社会传记” 的特质。两个阶层的精神对立与互动表现为二者生活方式的区隔与互涉。埃尔诺的父母本是社会底层的劳工，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故乡诺曼底小城伊沃托（Yvetot）开了一间咖啡杂货店。尽管通过奋斗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仍不能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与过去全然决裂，与现代性的舒适生活依然格格不入：他们的住房没有任何装饰，仅挂了几幅镶了镜框的照片，铺着几片为母亲节制作的桌布，壁橱上放置着一大尊陶制孩童半身雕像……
除了周日从来不饮开胃酒，不吃好菜。不得不冷落那些起初为显示自己富有而热情款待过的兄弟姐妹。害怕坐吃山空。（Ernaux，1983：59，41）
由于经济的拮据、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忧虑，父母二人都无暇顾及住房装饰、饮食品质和手足亲情。他们在生活上以低标准要求自己，尽力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却期待自己的女儿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对女儿的培养不惜血本，盖因女儿是他们摆脱社会底层、改变家庭命运的唯一希望。靠着不屈不挠的努力，他们最终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女儿虽出生平民家庭，但凭借良好教育和个人奋斗踏入中产阶层的行列。她时尚的行为举止与父母粗劣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拥有 “资产阶级式的宽大住房” “房里贴着布艺墙纸” “从威士忌到开胃酒一样不缺”。她也像父母那样勤奋工作，但高雅浪漫的气质、对社会规范的蔑视、大胆新潮的观念与父母的因循守旧日渐不容。生活方式的差异使两代人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无形区隔。即便如此，父母仍以女儿的精英身份为荣，因为女儿承载着整个家庭阶层跨越的理想，也使他们在心理上感受到极大的慰藉。而且，女儿的生活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对父母的观念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安妮·埃尔诺透过自身的经历，揭示了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与互动在二战之后的西方社会的普遍性意义。金钱和地位决定着社会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由于经济、文化、社会关系方面的局限，平民阶层为实现 “向上爬” 的理想，不得不在经济上厉行节约，在生活方式上极尽保守。而中产阶层在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上相对占优，其生活方式自然有别于前者。这种区隔与互涉既显现出当代西方社会两个阶层在心理、习俗、行为和价值观方面的社会分野，又促使读者对社会运行机制的本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思考。两个阶层的精神对立和互动也表现为二者文化品位的相异与互涉。埃尔诺的父母经历过人世的艰辛，除却对金钱的欲望外，他们也意识到文化资本的重要性。母亲渴望学习，她了解：一切教养的规矩……具有新颖性的事物，大作家的名字，新近上映的电影……花园里各种花卉的名称。她注意倾听所有人讲述她不知道的一切，这是出于好奇，也是为了表现她对知识的渴望。提升，对她而言，首先就是学习（她常说，“必须装饰自己的精神”)，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学识更为美妙。（Ernaux，1987：56-57）
母亲的阅读趣味偏向传统爱情小说，古典歌曲和古代建筑也是其钟情之物。她为女儿这个 “文化人” 的知识和品位深感骄傲。父亲也同母亲一样，喜欢较为传统而欠时髦的文化。他只阅读地区报刊和部分传统文学，从来不进博物馆，也不去那些时尚之地。他的言谈间透着对中产阶层文化的羡慕。在他看来，“方言土语一种陈旧而丑陋的东西，是低俗的标志。即便他的法语还不够好，但他也因部分摆脱了方言的影响而自豪” (Ernaux，1983：62)。父母的文化品位背后含藏着强烈的虚荣心。他们总感觉自己地位卑微，不时流露出对本阶层文化的自卑感和对高阶层品位的倾慕感。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儿从不拒绝一切人类文明，意欲突破不合时宜的种种制约和社会陈规。她热衷于典雅的文学艺术，时尚杂志和政治报刊亦是她的必需。不过，她也不时强调自己出身于父母所属的那个阶层，共同生活打下的烙印自然使她持有与父母相似的语言习惯。她能用在学校里学到的 “规范法语” 进行书面表达，但在口语中又会不自觉地受父母所讲的诺曼底方言影响。学校所传授的 “合法文化” 对平民文化的不认同感是她耻辱感的来源之一，反之她的文化资本也给父母套上了 “一道精神光环”。安妮·埃尔诺的作品经由两个阶层之间文化品位对立和互涉的生动展示，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提供了部分真实的史料，表现了埃尔诺本人对于人类文明的合理认知，也反映了中产阶层与时俱进的心态。而两个阶层之间守旧与求新文化品位的对立和互动则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一种强势催化剂。两个阶层的精神对立和互动还表现为二者对于工业文明的态度。二战之后，一种新兴的工业文明呈现于西方社会。平民阶层面对城市中林立的新型商场、大型超市深感不安：在我们居住区的废墟上，伊沃托的市镇中心如今建起了一些小小的乳品店，现代化的商铺照亮了夜空。星期六和星期天，周边的年轻人在街上溜达或在咖啡馆里看电视。街区的妇女们则在每个周日到大型食品商场将物品盛满自己的篮筐……每当伊沃托新开一家商店，我父亲就骑上自行车去周边转悠。（Ernaux，1983：84-85）
现代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当代西方社会中物的商业价值取代了人的地位。物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魅力，而人则变成科学技术统摄的被动力量。在此语境下，小商人的生意受到严重冲击，生活日渐艰辛。父亲不得不顺应现代商业的趋势，从中汲取一些适宜的经营方式。他比以往更加努力打拼，但心中的焦虑感却挥之不去。母亲虽比父亲更能接受新鲜事物，在经营小店的过程引进一些大型商店的营销手段。然而自父亲去世后住进女儿家里以来，“她始终为自己杂货店老板娘生涯的结束深感遗憾……” (Ernaux，1987：76)。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个阶层的失落感不断增强。女儿成长于物质与精神奢求不断增长的环境，对新兴的工业文明表现出与父辈迥然相异的态度。如《悠悠岁月》（Les Années，2010）一书中就以拼贴手法融入大量具有时代特色的名词：家乐福、沛绿雅矿泉水、桑格利亚酒、邦克无菌包装等时尚品牌；博比·拉布安特、柯莱特·马妮等歌手的歌曲；乔达辛、皮埃尔·德斯普治、泽古、米莱伊·迪玛等大众笑星、主持人；《电视足球》《动物模仿秀》《信息木偶》等电视选秀节目。而且还有与自身成长经历有关的描述，如 “现代照相馆，里戴尔，利勒博纳（下塞纳省)。电话80。一个肥胖的婴儿……日期大约是1941年……”（埃尔诺，2010：11)。这些简单的语句虽然虚实相间，却与作者自身以及读者的生活息息相关，很容易激发读者的心理认同感。诚然，安妮·埃尔诺的作品以二战后法国平民阶层和中产阶层在此基础上的精神状况为背景，通过零散化文字中丰富的物质层面的细节刻画，以真实记忆与虚拟现实的交融平实地描述了二者之间对立与互动，写下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传递了人类在社会发展中所衍生出的共通感受。从文学社会学视角看，埃尔诺的作品实为某些社会学议题在文学中的具象表达。安妮·埃尔诺虽然深深感受到平民阶层和中产阶层之间的隔膜，却无法抹去其原生阶层的印迹。“培养和哺育过我的学校、家庭以及我曾居住过的那个省份都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造就了我今天的性格特征” (Ernaux，1987：153)。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 “耻辱感” 使她无法真正融进 “上流社会”， 因而她的作品始终可见对平民阶层的挚爱和观照。在作者笔下，父母亲都具有奉献大于索取的优良品质。德国占领时期，母亲不但努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而且也尽力帮助所住街区的居民。父亲也经常去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用自行车驮回食品和日用品，为街区内的老人和多子女家庭带来生活的希望（Ernaux，1983：49)。父母一生劳作，节衣缩食，但为了女儿的前途却不遗余力， 倾其所有。成名后的女儿无以为报，只能将他们平凡的日常生活客观记录下来。作者在其全部创作中都运用一种置身事外、平淡无奇、不带感情的 “中性叙事”，但字里行间仍依稀流露出痛苦和挚爱。埃尔诺在作品中描述了父母亲去世的情景。虽然作者竭力压抑着内心的痛苦，然透过往昔温馨的回忆，读者亦不难窥见期间浓浓的爱意：一个礼拜天望弥撒过后，我和父亲登上了市政厅高大的阶梯。我们寻找市立图书馆的大门…… 父亲让我问管理员：“我们想借几本书。” 其中一位随即问道：“你们想借什么呢？”在家里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前想过事先要借什么书……人家替我们挑选了适合我们的书……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图书馆。
他用自行车把我从家里载去学校。他是一位风雨和日晒无阻，摆渡于两岸的艄公。
他最大的自豪，甚至他存在的理由，或许就是：我现在属于他曾经鄙视过的那个阶层。(Ernaux，1983：112）
这个片段叙述平实，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痛苦之情。然而 “摆渡于两岸的艄公” 这一极富象征意义的表述，凸显了父亲为了女儿、为了家庭的幸福辛苦操劳的人生。“最大的自豪” 和 “存在的理由” 两个表述于隐喻中蕴含着伦理意味，暗示父亲这位风吹日晒无阻的艄公，虽然身份低微，却为了女儿的前程甘愿放下自尊，委曲求全，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女儿培养成为 “上流社会” 人士。透过片片回忆，父亲和女儿那种相濡以沫的亲情和失却父亲的痛苦便跃然纸上。对母亲的回忆也渗透着痛苦和深爱。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是她，以及她的语言、她的双手、她的姿势、她大笑和行走的方式，我这个现在的女人和从前的女孩连在一起。我失去了与我出生的这个世界的最后联系。(Ernaux，1987：106）
《我走不出的黑夜》(Je ne suis pas sortie de ma nuit，1997）这部日记体文本是对《一个女人》(Une Femme，1987）的补充。作者在其中以大量的篇幅记录了母亲由患病起至去世终的两年半间的心路历程，痛苦之情显而易见。母女二人分属平民阶层和上流社会，这道阶层的沟壑给作者带来了无尽的伤痛。而两人天各一方则使这种痛苦永远无法弥补，作者只能用文学创作来倾诉自己的遗憾和挚爱。《耻辱》(La honte，1996）则体现了伴随着埃尔诺重建往昔生活的痛苦。这部作品似乎是对父亲追忆的延续。其中一段文字记述了父亲在过去某个时刻突然对母亲施暴：“六月的一个星期天，我父亲试图杀死我母亲，时间是在下午” (Ernaux，1996：3)。埃尔诺无法容忍父亲的过分举动，她为此深感耻辱和痛苦。但她也清楚地意识到，父亲的过激行为来源于下层生活中的屈辱感。当一个人长久处于艰辛无望之中，羞耻感就会成为其个人身份中唯一持久的特质。而写作能将这类无法理喻的行为诉诸笔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掩饰屈辱和痛苦。就像作者在书中写到的那样：“我一直想写那种我事后发现无法谈论的书，那种让我无法承受他人目光的书” (Ernaux，1996：4)。对她而言，追忆父母是一种痛苦，将往事写成文字也是一种痛苦，但这个过程中也饱含了对他们强烈的思念和挚爱。埃尔诺还透过对父母生活中那些平凡事件的描述，从更广阔的层面辐射对下层社会弱势群体的挚爱和观照。例如，作者生动地反映了二战之后法国底层人民的艰难生活：（他们）在一个盆里盥洗，在外面的小棚子里大小便，在一个冷水桶里洗涤用毛巾布做的卫生巾上的经血。用芥子泥敷剂治疗孩子们的感冒和支气管炎。父母们用阿司匹林加掺热糖水的烈酒治疗他们的流行性感冒。男人们大白天在墙根小便，用功读书所带来的疑虑和对爬得高、跌得重的恐惧令人发疯。所有的嘴里都缺牙。人们说时代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埃尔诺，2010：32-33）
这种生活也是埃尔诺童年的亲身经历。虽然作者秉承福楼拜一类作家的客观主义写作手法，将视觉活动严格限制在事物表面，把一些生活现象不露斧痕地摆在读者面前。然而，社会现实和思想意识不可能不对作家的创作活动产生影响。正如黑格尔所言：“声称矛盾是不可思议的是个错误，因为它的的确确存在于活着的人的痛苦之中” (Ernaux，1987：1)。埃尔诺将这句名言用在《一个女人》一书的扉页，以她的写作对黑格尔的论断作了回应。痛苦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财富，矛盾亦可由此升华。于是，埃尔诺的创作就变成对整个下层社会人士的观照，引领读者游曵于人物和事物深处，继而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共同发声。安妮·埃尔诺按照父母的愿望实现了社会迁徙之后，成了原生阶层的 “背叛者”，却没有面对新的阶层的归属感，也无法彻底抹去那个阶层根深蒂固的烙印，成为游移于两个阶层之间的边缘人。在其求学和之后的写作生涯中，她大量阅读了社会学著作，深受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并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对父母亲的挚爱是她挥之不去的情愫，由己及人致使她在创作中始终观照社会弱势群体，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整整一代人的回忆。安妮·埃尔诺作品将社会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注入了作家自己及法国民众对自由、平等观的向往。作品中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关注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除却让个人在合适的社会体系运转中追求自由与平等，也让社会其他成员因自由、平等的获取而保持自身的价值。（一）“教育” 和 “写作” 是 “自由” 和 “平等” 的根本通过 “教育” 和 “写作” 获取 “自由” 和 “平等” 是埃尔诺自由平等观的一种具体体现。作者从小饱尝各种社会不公，最终她靠着个人奋斗跻身父母期望的阶层。她在回答法《读书》(Lire）杂志的采访时说：没错，我已跻身主宰者的世界……但确实，我是作为叛逆者来经历这种生活， 因此写作， 因我作品的定位， 就成为一种还愿的方式。选择从事教育也是一种回馈他人的方式，但是这并不能让我满意……在写作《空衣橱》、《位置》、《一个女人》时，我将社会分层和文化差异，以及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一切加以呈现。(Argand，200：45）
为了实现 “自由” 与 “平等”，埃尔诺选择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教育，通过努力读书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又通过教育来拯救世人腐朽的思想；还有一种就是写作。她成为作家之后，通过写作拯救自己，回馈读者，为他们打开进入新世界的大门。埃尔诺还运用实例反证了上述观念，她在《位置》(Une Place，1983）一书中描述过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他们住在一间很矮的茅屋里，屋顶用草盖成的，地面铺满泥土。扫地前必须洒上水……人们总是提前几个月就会开始惦记亲朋的婚礼或是领圣餐活动，他们带着空了三天的肚子参加，以便更好地享受机会。村里有一个患猩红热的小孩病情刚有所好转，由于大人拼命地给小孩往嘴里喂鸡肉，孩子在呕吐时呛死了。(Ernaux，1983：89）
这段描写准确、客观地再现了社会底层触目惊心的贫穷。在作者看来，这种贫穷源于法国当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心理、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等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差异，也源自平民阶层文化教育的严重缺失。为此，埃尔诺的父母当然要竭尽全力，在失落、绝望、希冀、梦想交织的奋斗过程中，让他们的女儿彻底摆脱社会底层的卑贱地位。而埃尔诺在成名之后，愈发体会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她写道：“对于我这样一个在世界上逐渐消亡的、并无分量的个体来说，写作是一种更好的存在方式”(Ernaux，2002：45)。而且，埃尔诺也不完全反对主题先行的做法。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以父母为代表的追求个人幸福、面向积极生活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当然，作为资产阶级的一员，埃尔诺不可能从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的层面揭示造成劳苦大众贫困的根本原因，其阶级局限性不言而喻。
（二）个人自由和男女平等的极力颂扬
主张个人自由尤其是男女平等的权利是埃尔诺自由平等观的另一具体体现。《单纯的激情》（Passion Simple，1991）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题材的禁忌，大胆涉及成年人之间的两性话题。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将叙述者、主人公与作者本人相互关联，描述了一个女人在无尽等待中的心路历程。在1989年到1990年的两年中，叙述者几乎无所事事，只等待一个名叫A的男人。由于缺乏他的爱抚，叙述者所有的激情便成了泡影。但她清楚，这个男人有家室，也会有其他女人相伴。如果某天他的妻子找来，他一定会选择离开。可她还是抑制不住疯狂的思念。一听到电话铃声，她就会猛然跃起，在用最短的时间内接听。当发现对方不是A时，她又重新陷入失落与等待中。“直到我听到Ａ的声音，我那无止境的等待，那份痛苦、嫉妒，瞬间化为乌有，我又重新变得正常了起来”(Ernaux，1991：16)。
这部作品重点在于叙述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悟。那位从未露面的情人成了叙述者全部的精神依托。但其姓名Ａ仅仅是一个代号，因而他绝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左右叙述者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心里那那种铭心刻骨的伤痛终究平复，于是决定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救赎记忆，救赎自己。埃尔诺在作品中运用了碎片式的描写和不确定性的叙述手段描绘情人形象，实际是使男性的话语权由主动变成被动。在当时仍然还存在男权主义的情况下，埃尔诺声张女性主动话语权的举措，体现了她不甘屈服于现实，勇于追求自由平等的观念。
《悠悠岁月》中也不止一处文字表述了自由平等的思想， 例如：
妇女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构成一个被监视的集团，其行为、趣味和欲望成了一种不断的演说、一种不放心而又得意扬扬的关注的目标。她们以 “什么都得到了” “无处不在” 和 “在学校里比男孩子优秀” 而著称。像往常一样，她们解放的标志要在她们的身体里、她们在服装和性方面的大胆里去寻找。(埃尔诺，2010：150）
女性长期在两性、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附属的角色。虽然法国大革命使 “自由” “平等” 的诉求深入人心，但直至现代，社会等级的不平等仍未消除，男权观念在近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占据优势，法国妇女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歧视妇女的思想观念在社会中仍大有市场。近代工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的观念与时俱进，因而女性主义话语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埃尔诺一生始终感受着阶级的不平等和男女间的不平等，因此她深知必须通过反抗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她秉承女性主义的传统，从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影响中继承 “生活和写作中自由的欲望”，将读者 “带入不寻常的、令人不安的或是幸福的境地，将他们引入 ‘现实的惊愕’ 之中”，“带来多一点的真实” (Christine，et al.，2008：38)。埃尔诺力图将社会各阶层的平等包括男女平等看作进步和幸福的根源，她对女性主义思想的伸张，体现了当代女性不甘屈服的现状，也反映出女性在两性关系和社会生活中追求自由、平等的行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伦理意义。
（三）涉足政治和干预生活的文学创作
以文学创作涉足政治、介入和干预生活是安妮·埃尔诺自由、平等观的又一具体体现。埃尔诺（Ernaux，1998：73）曾说：“写作是一种政治行为，就是说它可以揭示和改变世界，或者说反过来它可以稳固既存的社会和道德秩序”。她意欲 “将社会结构层层剥开”，对 “文化的和社会的等级提出质疑”，将隶属于人类关系的种种权力结构进行揭示，对不平等现象做出批判（Bertrand-Jennings，2000：365)。因此其作品具有很强的 “介入性” 和政治性。
安妮·埃尔诺依据自己文学作品参与改编的电影《正发生》(L'événeｍent，2021）讲述了一个与堕胎有关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出身平民家庭的女大学生安妮本想通过念书改变命运，跨越阶层，却由于意外怀孕而打乱了生活节奏。当时堕胎在法国尚未合法化。她不得不触犯法律自行解决，由此与家人、亲友发生各种矛盾，身心俱疲，颇受伤害。
文学作品《正发生》出版于2001年，这与作者的真实经历相隔了40年。埃尔诺曾谈过为何时隔多年才写出这个故事的原因。她表示，自己曾为堕胎合法化进行过积极的抗争，密切参与法国社会这场公益性的集体斗争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在抗争期间甚至在堕胎合法化之后的几年，她从未想过写下自己的故事，她无法写出一篇不仅仅是证词的个人文本。直至40年之后她才开始写作，旨在清除写作中的个人情感，将一本关于个人记忆的作品与 “正发生” 的社会事件书联系在一起，从而体现文学 “介入” 社会政治的功能。
《悠悠岁月》选择了一些对现当代法国社会影响极大的时代大事，重现了整整一代法国人的 “集体记忆”。譬如，作品对1968年发生的 “五月风暴” 事件有多处反映：
人们对政府极度不满，人人开始相信会有一个剧烈动荡的未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戴高乐将军去世了，他的去世 “结束了五月之前的时代，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遥远的年头。
那一年，18至25岁的我们嘴上捂着手帕向保安队队员扔石块……我们第一次把自己的生活描绘成一种向着自由前进，这就已经大有改变了。(埃尔诺，2010：53，55）
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保障，但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和谐因素。青年一代成长于充满物质奢求的环境中，他们希望能够在更加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中获得超越父辈的种种待遇。当期望与现实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伴随世界局势的风云激荡，一场社会政治危机也就必然爆发。《悠悠岁月》写了当代人对此一事件的 “集体记忆”，反映出人们在开始怀疑自身、怀疑社会、流露出悲观、彷徨的危机感的同时，表现了对于自由、平等的殷切期待。安妮·埃尔诺在与笔者的通信中强调，她所有的作品都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写作题材，通过叙述社会中的个体经验和物质层面的细节描写来折射社会现实，反映历史变迁。除此之外，安妮·埃尔诺还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她便与数千名抗议者一起涌上巴黎街头，对法国的物价上涨表示抗议，表现出公众人物参政议政的积极态度。她的全部作品旨在勾画一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女孩如何通过教育获取文化资本，成功地实现人生改变和社会升迁的轨迹，透过亲历的事实反映社会矛盾和时代的变迁，又以深切的爱对其原生阶层给予社会学观照，同时以文学活动介入和干预政治和社会生活，创作一种介于 “文学、社会学和历史之间” 的文本，由此彰显其作品的社会学追求与价值，以微薄的一己之力汇入时代的激流。